【阅读笔记】收缩的空间:1950-2000年美国的城市
陈乐: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曹炫钦: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本科生
指导老师李郇: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教授、博导“空间”、“地方”等概念是人文地理学最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然而仅通过课堂学习,广大学生无法充分理解“空间”、“地方”等概念。将“空间”、“地方”等概念融入实际问题的探讨,是解决广大学生无法充分理解这些概念的有效途径。
“城市收缩”并不是一个新兴概念,然而这一概念在近些年才在国际范围内引起广泛的重视,学界也愈发重视对城市收缩问题的探讨。虽然中国还未出现明显的城市收缩现象(Katrin Großmann et al., 2013 ; Tim Rieniets,2009),然而随着全国性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城市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中国的城市收缩现象终将出现。
“Space of Shrinking: United States, 1950-2000”是Robert Beauregard于2011年在国际RC21会议上发表的会议论文。该文创新性地将地理学的“空间”、“地方”概念应用到收缩城市的研究中,探讨“空间如何影响收缩”这一核心问题。对“Space of Shrinking: United States, 1950-2000”文章的解读,一方面有助于国内地理学专业的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空间”、“地方”等概念;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国城市研究团队更加深刻地理解国际城市收缩现象。
近些年,城市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开始更多地关注城市收缩现象,而城市收缩一方面表现为:仅出现在特定的国家和地区,如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部分区域会出现收缩,而诸如芬兰、中国和荷兰则还未出现收缩;另一方面表现为:更多的集中在某些国家的特定区域,例如美国的东北部和中西部(以制造业为主)的收缩集聚程度明显高于西南部地区。空间似乎对收缩有着重要影响,但空间是否真正影响收缩?如果有影响,又是如何影响的?另外,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时,又是如何界定空间的?
该文尝试解释空间尺度下的城市收缩现象,重点探讨“空间”与“收缩”的关系,为此文章提出两个假说:其一,空间根植性假说(spatial embeddedness argument),其二,空间非均衡发展假说(uneven spatial development)。
空间根植性假说强调地方(place)的预期会受其中更小地方的显著性影响,由此,收缩的城市应集聚在收缩的地区,而增长的城市应集聚在增长的地区。空间存在空间根植性的提条件是这些区域中的地方(place)是紧密联系的,即它们的内部联系远远强于外部联系。
图1 对“地方”的理解
同时,需进一步明确对地方的理解,地方(place)不单指仅包括限定边界、限定发展进程以及发展背景的载体,也不单指一套尺度,这套尺度按照特定规律,依据大、中、小范围层层嵌套的;该文认为地方(place)需要打破隔阂和突破边界,强调内部联系重于内部分裂,做到打破边界的同时联合发展。
与空间根植性假说完全相反,空间非均衡发展假说强调在同一时点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景观,例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繁荣与衰败的邻里,发达与落后的区域。同时,这些地方的不同景观并不是由于投资与不投资造成的,例如新加坡的贫民窟紧挨着富人居住区。
空间的根植性假说主张同一区域内部各地方会受向心力的影响,趋于相同的发展状况;而空间非均衡发展主张同一区域内部各地方受离心力的影响,形成不同的发展状况。结果某一地方(palce)的发展一方面受区域趋同向心力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会受区域非均衡离心力的影响。据此,该文欲通过实证分析,探讨空间到底是如何影响城市的收缩?
图2. 两套假说对区域内地方(place)发展方向的影响
该文重点从两个方面论证:第一,横向比较:空间影响城市人口的收缩到底需要多大尺度的空间范围?第二,纵向比较:在美国,与战后初期的城市衰败相比,近十年来城市出现了繁荣,而“空间影响收缩”在这两个阶段是否发生了转变?
在数据选择过程中,一方面,该文特意选择1950年人口超过十万的城市,共106个城市;另一方面,选择人口规模(population size)作为衡量收缩的指标。选择1950年人口超过十万城市的原因,其一是为了避免选择小城市,因为小城市往往与整个城市化趋势不相符;其二为了便于计算、统一指标,仅选择1950年当年人口超过十万的城市,而1950年之后人口超过十万的城市不会被包括在内。选择人口规模作为衡量收缩的指标时,学者们会持反对意见,认为人口规模无法衡量人口减少但经济繁荣现象,如绅士化(gentrification)的城市;然而,上述情况只会发生在邻里、街区或者郊区,不可能对用人口规模度量整个城市的人口变化造成影响。
在纵向比较过程中,该文以1980年为分水岭,分为1950-1980年,1980-2000年两个时间段。1950-1980年,二战后初期的美国城市处于财政紧缩、工业减少以及社会不稳定阶段,尽管70年代政府采取了绅士化以振兴城市,但依然没有改变城市收缩的命运;1980-2000年,由于里根新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美国城市出现了经济繁荣,部分城市人口也有所增长。
为了验证空间如何影响收缩,该文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论证方法:第一步,将整个空间分为区域(region)、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和城市(city)三个层级;第二步,将第一层级(区域)分为人口增长区域、稳定区域和收缩区域三种类型;第三步,在第二步基础上,将每种类型的区域分为人口增长都市区、稳定都市区和收缩都市区三类;第四步,在第三步基础上,将每种类型的都市区分为人口增长城市、人口稳定城市和人口收缩城市三类。
基于两套理论假说与创新性论证方法,该文提出假设:如果空间根植性影响收缩,则大多数人口减少的城市就在人口减少和收缩的地区或都市区;同样的,大多数人口增长的城市就在人口增长的地区或都市区。当然,这一假说还需通过实证分析进行验证。
在实证分析部分,有必要首先回顾下该文的研究目的:该文最初在问题提出部分提出了核心问题,“空间是如何影响收缩的?”针对这一问题,该文提出了“空间根植性假说”和“空间异质性假说”,据此引出该文的两个研究目的:第一,“空间根植性假说”是否可以解释城市的收缩?第二,到底多大范围的空间能够显著影响收缩?
根据以上两个研究目的,该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第一,基于创新性论证方法,总体探讨三类空间尺度下的城市收缩;第二,论证“空间根植性假说”是否可以解释城市收缩;第三,探讨何种尺度下的空间对城市收缩的影响最显著。
该文首先采用横向对比与纵向对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探讨。在横向对比方面,该文依据创新性研究方法,首先确定了1950年人口大于十万的城市(共106个);随后,该文将地理临近,经济社会联系紧密的多个城市确定为一个都市区(共89个都市区);在都市区的基础上,该文根据地域临近性确定了9个区域;这三类尺度的空间都被划分三种类型——增长、稳定和收缩。在纵向对比方面,该文以1980年为分水岭,划分为1950-1980和1980-2000两个阶段,其中1950-1980为经济、人口衰退期,1980-2000为经济、人口繁荣期。依据上述方法,选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U.S. census data),得出结果见表1。
表1展示了美国所有大中型城市在27个城市聚集类型的分布情况,根据表1,可以得出两个层面的结果:
其一,总体层面。总体上,1950-1980年间,106个大中型城市一共有63个城市(占比59%)出现了当地居民减少的情况,而到了1980-2000年间,这一数字降到了55个(占比52%)。
其二,三类区域层面。在两个时间维度(1950-1980和1980-2000)内,增长区域内部的收缩城市的总量均为7个;稳定区域内两个时间维度的收缩城市的总量分别为5个(1950-1980年),2个(1980-2000年);然而,在收缩区域内两个时间维度的收缩城市总量分别为51个(1950-1980年),46个(1980-2000年)。
根据表1,可以初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收缩城市的总量在两个时间段占全体城市总量的比例均超过了半数(分别为59%和52%),未出现明显的差距,并未出现文章开头预期的1950-1980衰退期收缩城市较多,1950-1980年繁荣时期收缩城市减少的预期结果。
第二,收缩区域内部收缩城市的总量远大于增长区域和稳定区域内部收缩城市的总量,进而初步证实空间根植性假说是合理的。
表1. 美国收缩城市的空间分布(N=106)
表1的结果已经初步证实空间根植性假说是合理的,为了充分论证空间根植性假说,该文在表1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严格按照空间根植性假说,选取区域、都市区和城市三个空间尺度下同时增长,同时稳定和同时收缩的城市,分析这一理想根植性 (the “Ideal” distribution)状态下的城市占同类城市的比重(即区域、都市区和城市三种尺度下“增长-增长-增长”的城市占全部增长城市的比重,以此类推)。在此基础上,依然选取1950-1980年和1980-2000年两个时间维度,得出结果见表2。
根据表2,在1950-1980和1980-2000两个时间维度下,“增长-增长-增长”的城市数量分别为5个和11个,在全体增长城市中的比例分别为18.5%和44%;“稳定-稳定-稳定”的城市数量分别为0个和2个,在全体稳定城市中的比例分别为0%和7.7%;“收缩-收缩-收缩”的城市数量分别为27个和29个,在全体收缩城市中的比例分别为50.9%和39.6%;这种“理想”根植性城市(同时增长、同时稳定和同时收缩的城市)占全部样本城市的比重分别为30.2%和39.6%。
表2的结果可以得到两点结论:
第一,从1950-1980到1980-2000年,同时增长、同时稳定和同时收缩的城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表明区域内部城市之间的交流在逐步增强,特别体现在增长区域(从18.5%增长到44%);
第二,理想状态下,同时增长、同时稳定和同时收缩的城市是存在的,表明“空间根植性假说”是存在的,然而,理想状态下的城市在同类城市中的比例并不占绝大多数,最高比例也仅为52.7%,表明空间根植性假说虽然存在,但完全印证空间根植性家说的现象既不强烈也不微弱(neither strong nor weak)。
在对不同尺度收缩城市的总体探讨,验证“空间根植性假说”的基础上,需要回到本文的核心研究目标,探讨到底多大尺度的空间可以显著影响城市收缩。
为此,该研究从两个角度进行详细探讨:
第一,分别将区域和都市区分成三种类型(增长、稳定和收缩),探讨每种类型中收缩城市占样本中全体收缩城市的比重(例如:增长区域中收缩城市的总量占全体收缩城市的比重);
第二,分别将区域和都市区分成三种类型(增长、稳定和收缩),探讨每种类型的收缩城市占本类别中所有城市的比重(例如:增长区域中收缩城市的总量占增长区域所有城市的比重)。
根据视角一(各类收缩城市占全体收缩城市的比重),得出结果见表3。在1950-1980和1980-2000两个时间维度下,增长区域中收缩城市在占所有收缩城市比例分别为11.1%和12.7%,稳定的区域中收缩城市占所有收缩城市比例分别为7.9%和3.6%,收缩区域中收缩城市占所有收缩城市比例分别为81%和83.7%。同样,在大都市区的尺度下,增长大都市区中收缩城市占所有收缩城市比例分别为17.5%和9.1%,稳定大都市区中收缩城市占所有收缩城市比例分别为38.1%和34.5%,收缩大都市区中收缩城市占所有收缩城市比例分别为44.4%和56.4%。
根据视角二(各类收缩城市占本类别中所有城市的比重)得出结果见表4。在1950-1980和1980-2000两个时间维度下,增长区域中收缩城市占增长区域所有城市的比例分别为46.2%和26.9%,稳定区域中收缩城市占稳定区域所有城市的比例分别为20.8%和15.4%,收缩区域中收缩城市占收缩区域所有城市的比例分别为76.1%和68.7%。同样,在大都市区尺度下,增长大都市区中收缩城市占增长大都市区中所有城市的比例分别为29.1%和16.1%,稳定大都市区中收缩城市占稳定大都市区所有城市的比例分别为66.7%和43.2%,收缩大都市区中收缩城市占收缩大都市区所有城市的比例分别为84.8%和100%。
根据表3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1980-2000年间,83.7%的收缩城市在收缩区域,56.4%的收缩城市在收缩大都市区;收缩城市出现在收缩区域的数量大于出现在收缩大都市区的数量(1950-1980年时间段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表明区域范围对收缩城市的影响大于都市区范围对收缩城市的影响,区域范围更容易引起收缩。
根据表4的结果,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在1980-2000年间,在收缩区域中68.7%为收缩城市,是收缩城市占比最大的区域;收缩大都市区中有100%是收缩城市,也是收缩城市占比最大的大都市区,即相比增长和稳定的区域(大都市区),收缩的区域和大都市区更容易出现收缩城市(1950-1980年数据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
第二,收缩大都市区内的收缩城市占收缩大都市区所有城市的比重,从1950-1980年的84.8%,增长到1980-2000年的100.0%;同时,从1950-1980年时间段到1980-2000年时间段,稳定都市区中收缩城市占全体稳定都市区城市的比重下降了23.5个百分点;如果稳定是收缩的前期准备,可以推测出收缩大都市区中收缩城市比例的上升是由于稳定大都市区中收缩城市转化而来的。
结合表3和表4的结论,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比起都市区尺度,区域(尺度)更容易影响城市的收缩;第二,鉴于收缩的区域和大都市区更容易出现收缩城市,进一步证实了空间根植性的存在是合理的。
该文从“空间似乎对城市收缩有显著影响”这一现象,引发出“空间是否真正影响收缩”,“如果空间对收缩有影响,是如何影响收缩的”两个研究问题。针对这两个问题,该文提出了“空间根植性假说”和“空间非均衡假说”。基于对这两个假说的阐述,得出这两个假说导致地方(palce)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从而引出该文的核心研究目的:第一,“空间根植性假说”是否可以解释城市的收缩?第二,到底多大范围的空间能够显著影响收缩?
针对这两个研究目的,该文创新性地提出“区域、都市区、城市”三个空间尺度下,增长、稳定和收缩三种类型相互嵌套的分析方法。在三类空间尺度下城市收缩总体性探讨的基础上,该文首先对“空间根植性假说”进行了证实,得出“空间根植性假说虽然存在,但完全印证空间根植性假说的现象既不强烈也不微弱”这一结论;随后,该文针对“空间如何影响城市收缩”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比起都市区尺度,区域尺度更容易影响城市的收缩;第二,进一步证实了空间根植性是合理的。
该文的研究结论可以被总结为两点:第一,比起空间非均衡性假说,空间根植性假说更能解释收缩城市的分布情况,然而并不能显著解释收缩城市的分布情况;第二,比起都市区尺度,区域尺度能更显著地影响城市收缩。
参考文献:
[1]Annegret Haase, Matthias Bernt, Katrin Groβmann, Vald Mykhnenko, Dieter Rink (2013) Varieties of shrinkage in European cities.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0(0): 1-17.
[2]Katrin Großmann, Marco Bontje, Annegret Haase, Vlad Mykhnenko (2013) Shrinking cities: notes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agenda. Cities 35: 221-225.
[3]Joseph Schilling, Jonathan Logan (2008) A green infrastructure model for right sizing America’s shrinking cit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74(4):451-466.
[4]Justin B. Hollander, Jeremy Nemeth (2011) The bounds of smart decline: a foundational theory for planning shrinking cities. Housing Policy Debate 21(3):349-367.
[5]Nadja Kabisch, Dagmar Haase, Annegret Haase (2012) Urba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Europe, 1991–2008: The examples of Poland and the U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6(6): 1326-1348.
[6]Tim Rieniets (2009) Shrinking cities: causes and effects of urban population los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ature and Culture 4(3): 23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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